反腐败没有停止，而且在不断深入。比如，现在的全面扫黑运动，既然有黑社会，基本上就意味着有保护伞。如果理论上存在“黑打”的可能，那么，实践中自然也就有被腐败的可能。更别说，本身就真的已经腐败了的情况。
职务犯罪案件一直以来都不太容易辩护，更悲催的是，现在职务犯罪辩护的难度系数将进一步增加，因为反贪局撤掉了，改成监察委。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律师在监察期间不能介入，不能会见被监察对象。所以，更多的时候，作为公职人员的你，只能靠自己修炼内功了。
有人说，修炼内功是不是就是要保持清廉？这不是公职人员的应有义务吗？不过，也要面对现实，确实有不少公职人员有这样的心态——“当官不贪腐，不如回家种红薯”。估计，还不是少数。
很多人，尤其是非司法口的公职人员，可能在其位时，精于业务，四面通吃，但是，一旦涉嫌犯罪，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领域，就像笼子里的兔子一样，乖乖的任人摆布。
不管如何，公职人员的犯罪比例确实高于普通百姓。这种情况下，不少律师同行开始开拓职务犯罪的非诉讼业务，实际上，我自己也刚刚处理了一起职务犯罪的非诉业务。
但是，不管是学习还是应对，都要偷偷进行，不然好像就暴露自己是个潜在的犯罪分子。所以，公职人员就是有这个需求，也不好公开说出来，更不好公开去学习，只能躲在家里偷偷自学。
这种业务现在好像还比较敏感，毕竟处理起来有诸多不便，更不好形成书面文字，进行规范的、公开的探讨交流。否则，难免会有一些传授一些规避犯罪方法之嫌。
网络上有看到一些文章，点击进去，内容也都偏向保守，隔靴搔痒，没有多少借鉴价值。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不便言说。各中原因，也未必是因为内容或者操作违法，而是因为现在没有明确禁止，而没有禁止的反而更容易出问题，因为边界不清。
职务犯罪，大多数案件还是比较被动的，而且是越晚越被动，就像是一个人得病一样，越后面，越难治。
职务犯罪辩护为什么难？我想至少包含以下几点原因：
1.观念问题
很多数时候，就是办案人员都不相信现在还有清官。甚至有这样的观点：就是直接枪毙掉，也不会存在冤案。这种观念是比较可怕的，有罪推定，诛心处理。自己人都不相信自己人。
2.证据采信标准问题
职务犯罪证据采信标准，几乎都是严打下的低标准。因为行、受贿是对象犯罪，往往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的言词证据，而且大多是现金交易（甚至更复杂），没有留下其他客观性证据。
没有办法，往往只能依靠言词证据定案，而言词证据的多变性已经被证明了是一个铁一般的客观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只要签字画押之后，就是没有这回事，最后可能也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的原因。
3.取证程序问题
既然要靠言词定案，要拿口供，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人都是肉做的，打了会疼，折腾了会难受，难受了就会吐露。所以，既然大家都是人，不是钢铁战士，那就好办了，总有办法让你说。有人调侃：说与不说，迟早要说；认与不认，迟早要认，横批是没得选择。
4.权利救济问题
现在监察委办的案件，律师不能介入，此间还有长达六个月的留置期限，这是什么概念？我看没有什么人可以例外，毕竟都不是钢铁战士。这意味着，被留置对象，不仅要面临一场持久战，而且是孤军奋战。
如果这个时候，再来一个株连式办案，比如不配合就抓老婆、抓孩子、抓亲属的，那恐怕没有人能承受得住，据说前苏联肃反的时候，那些在战场上经历过多次生死的军人，最后都抵挡不住这种株连式的办案方式。
5.法律适用问题
以前受贿罪还要求有一个客观性要件，就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现在，这个要件已经从客观要件变成主观要件，只要你答应了就可以，就是只要求有承诺阶段，不要求有实现行为。简言之，只要你有职务身份，只要你拿了钱，就可以认定了，感情往来也不行了。
说了这么多，那职务犯罪案件还有什么好辩护的？我个人的意见是，定性上，大多数案件是没有多少空间的，慎重做无罪辩护。但是，在案件平衡应对、量刑、罚金等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
a 平衡应对
说白了，就是阶段性决策的问题。很多官员，都是法盲，这个我不论证了。我们不是欧美法系的，有律师在场权或者沉默权，所以，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应对上，应该尽可能创造一些机会，提前沟通，决策思路。
我记得某位大律师讲过一句话，是老虎就要吃肉的，只有吃饱了才会不吃。而且，职务犯罪大多涉及体制内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整个过程，无论前后，还是要有专业的律师介入，这样可以协助作出更好的决策，不上当，不受骗，不扩大，有妥协，有甜头……总而言之，就是平衡应对，尽可能不让事态恶化。
这里，司马懿的一句话可供参考：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不能走当降；不能降当死。至于身处什么阶段，还是要有人一起参谋参谋的。
b 量刑
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讲普通的酌定情节，没有太大意义，大家都懂。问题是，法定情节的落实。这里主要包括自首、立功以及退赃换从轻处罚的运用。
以我最近办理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为例。控辩双方对于是否构成自首争议很大。当事人是某铁路系统的正处级干部，被派到外地项目部工作。有一天，反贪局到其指挥部找他，没有找到，刚好外出吃饭。后来他吃饭回来，看到有检察院的车子在项目部里，他说联想到之前有人在举报他，就直接过去找检察院的人员了。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争议问题，反贪局出具的《到案经过》认定嫌疑人是恰好回到项目部，而且办案人员在项目部询问他是否有经济问题时，他否认自己有经济问题。后来办案人员把嫌疑人带回反贪局办案点，在办案点的第一份询问笔录，嫌疑人承认了自己有经济问题。
控方认为，被告人不能算是主动投案，因为主动投案有时间性、主动性、自愿性的要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是主动到案的，而且他在项目部办公室时否定自己有经济问题，不具有自愿性。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也做了比较多的准备性工作。在庭审中，我们指出了时间性没有问题，主动性是内心活动，当事人一直认为自己联想到有人举报他，认为肯定是自己出事了，跑也跑不掉了，所以就直接来面对的。
至于自愿性的问题，办案部门出具的《到案经过》不具有天然的证据效力，还有有其他证据佐证，比如当时是否有同步录音录像证明嫌疑人否定有经济问题，或者是否有嫌疑人签字确认的笔录否认自己有经济问题？如果没有这些证据佐证，则不能仅仅依靠《到案经过》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最终法院判决采纳了我们的观点，认定被告人构成自首。遗憾的是，检察院抗诉了，案件还在审理之中，二审尚无定论。
这里面当然也还有很多不便言说的过程，也没有太神秘的东西就是了，无非是一些策略性和技巧性的东西，其实大家都懂，只是如何运用，尚且有些不确定罢了。
c 退赃
很多时候，还没出事，有关部门就已调取了所有关联财产信息，想跑都跑不掉。
此时，还要考虑退赃怎么退？如何协调式退赃，既能保住口袋里的一些钱，还能保住从轻处理的情节？如何循序渐进退，以获取另外一些有利的实惠，这些也都是要在个案中灵活运用的。
d 罚金
职务犯罪的罚金比较高，起点就是十万以上，目前也没有比较明确的罚金标准，因此，罚金实际上还处于一个具有可协商、可谈判空间的阶段。如何减少罚金，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职务犯罪的案件，走到这一步，有些家庭的经济已经接近崩溃了，而罚金不交不仅会影响量刑，而且还会影响减刑，这常常成为被告人及家属头痛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专业律师的作用也是有的。
比如我办的一个案件，一开始罚金刑准备判100万元，最后经过反复沟通，终于取得合议庭的理解，最终判了70万元罚金，这30万元，也是真金白银。
职务犯罪的案件，执业以来，我应该有办过了十几起了。在这些案件中，除了一例贪污免刑，一例被控利用影响力受贿四起打掉三起之外，其余大多是在量刑、退赃和罚金上有所收获的，当然这里不包括指控几十起受贿最终打掉部分的情况。
职务犯罪无罪辩护，总体而言相当困难。如果坚定做无罪辩护，建议一开始就要选择一个有死磕精神和专业能力的律师。至于不是坚定无罪辩护的案子，则最低标准是选择一个专业一点的律师。
当然，什么样的律师叫专业？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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