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知识产权战略，权利人维权意识提升。在全国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剧增的背后，一些恶意权利人也浮出水面，围绕知识产权的恶意诉讼频发，给企业带来诉累，大大浪费司法资源。
日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2014年至2018年，浙江法院共受理涉多个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55万余件，年均增幅高达88.46%。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浙江，全国范围内，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都在大幅攀升。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2018年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同比上升41.19%。京沪苏浙粤5省市法院收案数量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以上海为例，2018年上海全市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共22680件、审结22121件，同比分别增长43.46%和40.76%。
恶意诉讼频发是导致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随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知识产权维权也变得“有利可图”，行业内十分形象地将恶意维权人称为“知产流氓”，他们故意通过虚假陈述、伪造凭证和恶意抢注商标等手段对企业提出非必要的诉讼，不少企业被媒体曝出因知识产权诉讼，被迫暂缓或调整上市计划，给企业带来难以预估的损失。
“知产流氓”如今又盯上了快速发展的电商行业。2017年，阿里巴巴集团（简称阿里巴巴）首次封杀“知产流氓”引起热议，也让知识产权黑色产业进入大众视野。三年来，这家电商企业被恶意权利人告上被告席的同时，也在主动联合商家维权，开始了他们的“反杀”行动。
“知产流氓”发起诉讼全败诉
仅2017年-2019年，阿里巴巴遭恶意权利人起诉的案件就达千余件，有时候一个团队就会带来上百件诉讼。
2017年，河南王某和石某二人围绕艾灸器申请了多项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并以此向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的商家进行敲诈勒索。三年间，两人对商家和淘宝平台发起大规模诉讼多达629件。其中，仅一起诉讼就涉及河南南阳数十家艾灸企业。
实际上，通过“淘宝交易快照”可以证明产品技术已是现有技术，不符合专利授予条件。“我们必须坚定地与商家站在一起，打赢官司。”阿里巴巴法务部相关负责人说。最终，阿里巴巴联手南阳宛艾产业协会对多项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364起诉讼被法院驳回。该团伙也不战而撤，将其他在审案件纷纷撤回。
正是因为“知产流氓”带来的恶意诉讼严重影响商家的利益，长远来看也影响电商平台的发展，因此平台联手商家抵制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2017年，北京某公司利用抢注商标“滋可利Zirkulin”，开始对刚进入中国市场的德国保健品Zirkulin的天猫店进行频繁投诉，数量达300条之多，并先后向Zirkulin、阿里巴巴发起诉讼索取赔偿。后Zirkulin与阿里巴巴合作，该抢注商标被商评委宣告无效。
2019年，阿里巴巴联手美国宠物粮品牌“百利本能”击退“知产流氓”。该品牌的美国母公司MI公司特意发出一封感谢信：“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下，淘宝作为一个电商平台只要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通常并不需要负任何侵权责任，淘宝并无特意支持我方对抗知识产权抢注及恶意维权的行动的必要。我们因此尤其感谢淘宝愿意做困难但是正确的事，愿意选择正直的立场以支持真正的知识产权权利人。”
“我们不怕站在被告席上，相较于案件数，我们更看重法院判决结果，最终能否维护权利人和平台的利益。”阿里巴巴法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三年涉阿里巴巴的恶意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知产流氓”全部被判败诉。
主动出击，打击一切假维权
2019年9月，淘宝卖家徐某被同行恶意投诉23次，生意大受影响，无奈之下只好求助法院。杭州余杭法院迅速发布全国首例禁止恶意权利人投诉的诉前禁令，责令恶意投诉者立即停止侵权投诉行为。该禁令得到了专家的一致点赞，称此举不仅及时为商家和电商平台止了损，更重要的是它还填补了司法政策层面的空白。
其实，电商平台也并没有仅仅处于被动应诉的位置，在维护知识产权方面，许多时候，他们也在主动出击。近些年，除了支持商家积极应诉，像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还积极推动司法，大胆创新，对恶意维权行为及售假行为主动发起诉讼。
2017年，在发现杭州网卫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恶意投诉的行为后，阿里巴巴宣布全平台封杀该公司并将其诉至法院索赔百万元，成为国内首例电商平台状告“知识产权流氓”案。对此，阿里巴巴对外表示，针对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滥用权力对平台守法商家进行恶意投诉的行为，阿里巴巴一贯的态度是“零容忍”，坚持告到底也要帮助受害商家通过诉讼讨回公道。
2017年，阿里巴巴就启动了“追杀三千里”项目，通过民事诉讼手段“追杀”售假者，提高制售假者成本。淘宝在2017年3月起诉卖假冒玛氏皇家猫粮的卖家案属首例，被媒体称为“淘宝打假第一案”。截至目前，阿里巴巴已累计发起86例针对售假卖家的民事诉讼。
2018年3月，在阿里巴巴法务部门的协助下，拜耳公司将恶意抢注“水宝宝”商标并进行恶意投诉的李某诉至法院。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某构成不正当竞争并赔偿拜耳公司经济损失70万元。该案首次明确了职业商标抢注人的行为性质，将其不当行为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管辖范围。
“追杀知产流氓”的同时也要自身过硬。阿里巴巴方面介绍，近年来，在加大司法维权的同时，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团队也在积极通过推出图书视频版权保护计划、原创保护平台、知识产权服务市场等举措，创新知识产权科技大脑等先进技术，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新技术新模式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提升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专家建议抬高注册门槛
事实上，在实践中，有关单位也意识到这种恶意投诉的存在，但碍于目前法律上对品牌保护涉及的诸如显著性词汇等缺乏明确规定，因此面临着鉴定难的问题，在执法中确实很难把握尺度，缺乏统一标准。
不过，有关部门也进行过大量的有关行为的规范。比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其中对“商标”权利人的投诉“通知”方式、内容、法律效力以及因“错误通知”导致的法律后果均进行了详尽的规定。
该指南中规定，权利人的“商标”侵权通知，应能使平台服务商相信存在侵害商标权的可能性较大。而因权利人错误通知导致平台服务商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致使网络卖家发生损失的，网络卖家有权要求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到底如何认定是否侵权，考验着审判者以及商家的智慧。
对此，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陈永伟告诉记者，执法部门应与电商平台进行数据共享共治，加快发现、清理无效“垃圾专利”以及“非显著词商标”，以阻止此类歪风邪气蔓延。
“现在各个网络销售平台遇到的恶意投诉权利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大量非显著性的词汇被注册成了商标。这些商标成为少数‘恶人’用来收保护费的凭证。而解决这一问题，首要是提高‘商标’注册门槛，审核注册商标人的资质。如同时注册上百个品牌的张某某，如果她只有一个空壳公司，那商标注册部门是否应考虑不给她进行注册服务，因为其注册商标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正常经营。”陈永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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